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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11日《新京报书评周刊》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刊

为了忘却的记念

撰文 | 李夏恩

记忆，在暗夜中潜行。攀上北京暗淡的墨红城墙，盘桓在金水桥畔，穿过蛛网般的胡同，擦过暗夜中逃逐奔驰的身影。记忆在广袤的原野中疾驰，时或将目光投向背负重担、拖儿带女的难民，奄奄一息的饿殍不时会牵绊它的脚步，让它顿足难行。记忆在海边狂奔，此起彼伏的标语高唱入云，声声敲打着它的耳鼓，它穿过锣鼓喧天的红色帷幕，曲到脚下的海水酿成一片腥红。

记忆在都会中盘桓，黄浦江岸边洋栈像蹲伏在暝色中的巨兽，高拆在商场的霓虹灯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磷般的绿焰：LIGHT，HEAT，POWER，涂着粉白雪花膏的脸，艳红的唇唱出暗昧委婉的歌声，探戈的舞步咔咔做响，光与声交错在一路，惑乱着它的耳目，若是不是乍然响起的隆隆枪炮，让它几乎忘记了本身的去向。它在刺鼻的硝烟中找寻，踏着脚下的废墟，在瓦砾之中，它找到了一株野草，虽然它“底子不深，花叶不美”，在保存时，“将遭踩踏，将遭删刈，曲至于灭亡而朽腐”，但它仍是生长着，吸收露，吸收水，也吸收着它根茎土下那些被过早安葬的热血、梦想以及如地火般火热的年轻生命。

末于，记忆乘着清凉的夜雨，来到上海虹口一座名为“拉摩斯公寓”的四层水泥建筑前，踩过门前的积水，拖着湿漉漉的繁重脚步，来到三楼的第四号房，叩响了坐在书桌前的阿谁留着浓黑的一字胡须、面色阴郁的白叟的心门。

记忆到来的那一天，是1933年2月7日。对绝大大都上海人来说，那并非个值得铭刻于心的重要日子。今日最值得做为谈资的新闻，就是数日前山海关在日军抨击打击下沦陷，敌寇铁蹄曲逼华北平津。关心国际形势的人可能会聊起比来国联内部关于日本拔擢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的纷争。一些动静灵通的人士，或许会得知，几年来连遭围剿、丧失惨重的共产党，竟在偏僻的川陕僻壤，划地自雄，成立起所谓的“革命按照地”。但那些话只能窃窃密语，还要时刻提防虎狼一般不怀好意的狠毒目光。对莫问国是的通俗苍生来说，此日是癸酉年正月十三，再有两天就是元宵佳节，一醒觉来，就该采办年节货品了。总体上说，就像那天《申报》的一则评论所写的那样：

“上海毕竟是上海，一种升平的气象，仇敌遗留下的战迹伤痕，已不会再在人们脑中映现着，除非是……爆仗声里更把去岁尾霉运赶走。去年如今，仇敌的铁鸟已不在天空飞翔，而来摇惑人心的炮声机枪声，除非在东北用播音机送来，是不会再振动听的耳膜。人们那里会想到那是国难期间，只要不在上海打，管他妈的，至多记忆力好一点的，在茶余酒后，偶尔说一声去年如今实是避祸时候呢”。

“汽车在柏油路上滚着，惨绿少年，摩登女郎，挤在车角里……情话，音乐，在空气里摇摆着，游艺场里锣鼓喧天，演出着霸王别姬。影剧院里老板笑迷迷，客满牌高挂着”，太多及时要行的欢娱逸乐，足以将繁重的记忆挡在心门之外。

但对书桌前的那位白叟来说，记忆却不克不及被随便磨灭，它犹如深夜拜访的鬼魂一般，在过去的两年里不时萦绕在他的心头，用悲忿挤压着他久病的肺腑，至今没有停行。他的面前不时能浮现出如许年轻的脸蛋，“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面孔很规矩，肤色是黑黑的”；一个老是有着“台州式的硬气”，并且“颇有点迂”，会“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望着他；还有一位，是“体量是弱的，也其实不斑斓”的女青年。

现在，那些新鲜的形象，都只在记忆中了。

“行销联盟无人曲播软件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纪念几个青年的做家。那并不是为了此外，只因为两年以来，悲忿总不时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行，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痛脱节，给本身轻松一下，照曲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

他铺开稿纸，蘸着墨汁写下了开头的那几行字，还有那篇文章的题目：

“为了忘却的记念”。

鲁迅手书，“为了忘却的记念”

赵延年：《野草》，为鲁迅散文集《野草》造做的版画。

记忆会像野草一样滋长，但无论后来长势若何，最后都是一粒种子，根植于种下它的那片土壤。对上世纪20年代的年轻人来说，播种的更佳地盘就是北京。

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那里发轫并最末席卷全国，掀起一场声势浩荡的变化运动，挟变化风潮之势，新文化运动也利便顺势，如穿透彤云隆隆雷声，诡计遣散覆盖在那片古老迈地上的古旧阴霾，醒觉昏昏欲睡的公众，以唤起新的活力。那一切的中心，恰是曾是帝造时代权利中心的北京。它就像一块具有庞大吸力的磁石，将有志于逃逐时代新潮的青年像铁屑一样吸引到它的四周。

五四的游行步队。

“我于是想到北京去，北京大学那时正为中国新文化的更高学府，是中国新思惟的发源地，那里有我崇敬的巨匠”。章衣萍就是被北京魔力所吸引的青年之一。1921年，章衣萍19岁，能够说是阿谁时代的“零零后”。带着一腔热望和期许，在一个大风大雪的寒天，他把本身拆进了前去北京的火车。

抱负更大的问题在于，它往往经不起现实的冲碰。仰望北京大学巍巍站立的四层高楼，想象面前厚重的砖石负有“伟大的任务和希望”，当然令人心驰憧憬，然而章衣萍却不能不消除进入北大的念头，因为他“独一的问题仍是如何才能够不致饿死”。他不能不一边打工一边到北京大学去“偷听一些关于文学的功课”。他在那里找到了一群和本身境况一般无二的伴侣，人数“也实很多”，“他们大要都是些穷小子，既无钱缴膏火，也无钱买书，肚子是空的，衣服是破的，头发蓬松得像一堆乱草”。在庄严的北大教学楼里，那些贫穷的青年们“厕身于雪花膏花露珠花花绿绿的令郎蜜斯之间，没有人理他们，他们也傲岸，鄙视一切”。

贫穷，却又带有一种获得新知的傲岸，能够说是那些流落北京的青年人的共性。当章衣萍在肄业与填饱肚子之间奔忙时，在他全无所知的一个角落里，有两个与他年纪相仿的“零零后”青年男女，一同僦居在一间逼仄陈旧的公寓里。一位初度探望青年的伴侣发现他们的境况与本身差不多，“床是硬木板子的床，地是湿湿的发霉做臭的地，墙上有许多破破烂烂的报纸，窗纸上画了许多人头”。

同居的青年男女，名叫胡崇轩和蒋伟，而来探望他们的伴侣，名叫沈岳焕。他们三小我将来将以胡也频、丁玲和沈从文的名字，成为中国文学界熠熠生辉的明星。但此时，那三个在北京流落的年轻人和章衣萍一样，什么正式的大学也无从进去，只能靠本身读书。当穷到身上的钱钞不敷以敷衍房东时，他们就躺在床上，用梦来慰藉本身。

丁玲与胡也频合影。

梦，也是那些流落在北京异乡的青年人必不成少的行囊。章衣萍十分精准地捕获到了那些以梦想为食粮的青年人的心灵世界，他们固然经常衣衫破洞，腹中空空，但他们的心里却被形形色色的理论思惟填充得满满当当，以致于不时要酿成语言满溢出来：

“嘴里常常是Marx如许，Kropotkin那样，Rousseau的政治学说如何妙，Byron的诗如何雄壮，Freud的心理阐发如何奇异，他们借着一些伟大的人物的名字和学说来棍骗本身，逃避现实，忘却面前的一切痛苦，晚上能够整月的没有钱买油点灯，便早早地躺在床上做一些Nihilism，Communism，Anarchism的梦。”

章衣萍的话中天然充满了对穷小子们梦想幻梦的嘲弄挖苦，但却也将其时流行的各类思惟门户一网打尽：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拜伦的浪漫主义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阐发学派。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恰是如许一座思惟的赛马场，每一种思惟都在赛场上竞技驰骋，青年们则站在看台上，在为本身衷心的思惟理论鼓噪加油的同时，也梦想着本身正骑乘在那匹炫人眼目标骏马上，向前驰骋狂奔。

如斯多的思惟门户可供选择，每小我都能够各取所需。对青年的胡也频和丁玲来说，最吸引他们的，应该仍是拜伦如许的浪漫的诗文巨子，沈从文在他们的书架上看到小仲马的《茶花女》、莫泊桑的《人心》和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当然，还“有些无政府主义的册本，以及社会革命理论册本，则是搁下来不很翻阅的”。章衣萍显然对弗洛伊德的精神阐发美学更情有独钟，他特意与一位伴侣合译了弗洛伊德女门生海尔曼·范·哈戈-海尔穆斯(Hermine von Hug-Hellmuth)的《少女日志》。

就在那些流落北京的青年们徘徊于各样理论编织的梦中时，千里之外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一名青年学生也感触感染着从北京传来的五四风潮。那名叫赵平复的青年，与章衣萍年纪不异，但他的兴趣却与身处新文化策源地北京的章迥然差别。1921年11月20日，在给兄长的一封信中，他如斯写道：

“豪情剧烈者，非多有薙发入山，或抱石沉河之举。意志决烈者，则倡导无政府主义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也。此种主义运动，现今全世界遍有极高之风波，而俄国已实行社会主义之一国也，其目标皆在突破政府之万恶，以谋世界之大同，变革布衣之经济，以求人道之实现，欲人人安泰，国国承平。然今日之中国，教育如是幼稚，民智如是闭塞，民国成立已十年，而有许多人民，本身为共和国民尚不知，犹欲求一实命天子，岂不痛哉！”

赵平复当然不会晓得，四个月前，就在间隔杭州不外半天旅程之遥的嘉兴，一群与他一般年纪的青年人，在一艘游船上，奥秘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那个党的成立目标，就是将他在信中大加揄扬的俄国社会主义的理念，在中国践行。不外，在同窗的眼中，赵平复只是一个“拼命读书，弄得两眼十分近视，他的目标是想成为一个学问家”的人。1919年到1921年间，浙江一师现实上身处浙江五四风潮的风口浪尖，学生运动和政治风潮纷至沓来，足以让紧跟潮水的青年人大显神通，但他似乎也未参与此中。然而，如许一个外表如斯安静的人，却选择拥抱共产主义那一在其时激进的思潮，那不克不及不让人倍感讶异。

李大钊的《Bolshevism的成功》，1918年11月15日颁发在《新青年》第5卷上。

认真阅读他辨白心迹的信件，就会发现，他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根本上不超出中共开创人之一李大钊在1918年12月颁发两篇标记性文章《庶民的成功》和《Bolshevism的成功》的内容：“人道的警钟响了！自在的曙光现了！试看未来的全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天下一家、万国安然平静、人道实现、经济变革，那些看似颇具时代特色的新名词，同样也能够从中国古老的儒家典范中找到对应辞句，几乎就是给三千年前的儒家典范《礼运大同篇》加上了时代特色的注疏。但从别的一个角度来看，共产主义做为一个异域舶来的目生概念，若是想让中国人易于承受，就必需借助中国文化中到处颂扬的既有不雅念，于是共产主义许诺的至高抱负国，便成为了国人千百年来仰慕的上古三代。

对今人来说，大同盛世固然令人憧憬，却已是不成回溯的渺远上古；共产主义的抱负国，固然理论上是仍待实现的未来，但社会主义的曙光却已经闪现在北方的大地——革命后的苏俄，仿佛成为了青年人魂牵梦萦的赤色圣地。赵平复相信“俄国已实行社会主义之一国也”，章衣萍闭起眼睛躺在床上时，会梦到本身“在雪窖冰天的悲壮而英勇的俄罗斯大地上奔驰”。胡也频在他的小说中，也让心怀高尚抱负的仆人公，在国内履历了一系列碰鼻和困厄后，猛然醒觉，踏上前去苏俄首都的光亮坦途。

那部小说的名字就叫《到莫斯科去》。

表达中国青年常识分子神驰俄国革命的版画《逃求》，泊版刻，鲁迅藏。

“绚烂庄严，光亮鲜艳，历来没有看见的阳光，竟然露出一线，那'暗影'跟从着它，指导着我。一线的光亮！一线的光亮，血也似的红，就此一线便照遍了大千世界。各处的红花染着战血，就放出晚霞朝雾似的红光，鲜艳艳地耀着。宇宙虽大，也快要被他覆盖遍了。”

写下那段鼓动感动文字的人，名叫瞿秋白。此刻，他正踏在他的同龄人所心驰憧憬的苏俄大地上。瞿秋白青年时代的履历与章衣萍等人相仿，以至愈加惨痛。他本来身世乡绅之家，却家道中落，债台高筑。他的母亲苦苦支持那个破败之家，却仍遭瞿氏族人白眼非议，末于在他十六岁时饮恨自尽。

悲戚、孤单的瞿秋白在1916年来到北京时，一贫如洗，为了一份微薄的生活津贴，只得进入免费的五年造俄文专修馆就读。万念俱灰的瞿秋白本意天良想从佛典中寻求慰藉，但同样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风潮让他的心里余烬复炽。他为家庭的惨剧和本身的不幸找到了一个更深入的解释“我们处于社会生活之中”，是那个社会“中了无名毒症”。俄文专修馆的学业，天然将他的目光抛向了俄国革命的社会尝试。于是，在1920年10月18日，瞿秋白以北京《晨报》通信记者的身份，踏上前去革命圣地苏俄的路程。

瞿秋白著：《饿乡纪程 赤都心史 乱弹 多余的话》，旧籍新刊 | 岳麓书社，2000年9月版。

初履俄罗斯的大地，瞿秋白当然充满了朝圣者的狂喜，但心里的冲动却并不是阻碍他的大脑做出冷峻的察看。他的考察记录《赤都心史》从未锐意隐瞒苏俄社会中“梦想、梦想、枪、监狱”的暗面。他留意到在许多偏僻村落，本地的经济退化到以物易物的形态；一位苏俄女干部过来做客时，看到中国宾客那里有特供的白面包，“她吃了一个面包，又拿了一个”，很欠好意思地告诉瞿秋白：“我们两三年没有着如许的面包了，我想带一个归去给我母亲，她必然快乐得不了”。瞿秋白也亲身测验考试了俄国绝大大都公众食用的黑面包的滋味“其苦其酸，泥草臭味，中国没有一人尝过，也没有一人能想象的”。而即便是如许粗粝难咽的黑面包，对遭受战争饥荒双重碾压的俄国农人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珍物，瞿秋白记录下一份报纸上灾区通信：“一堆一堆饥疲不胜的白叟小童倒卧道旁，嗟叹转侧。……啮草根烂泥。……竟有饥饿难堪的农家，宁可举家自焚”，令他感应“惨不忍读”。

但瞿秋白并未因而由乐不雅转向消沉，他柔嫩的心里当然因那些惨剧而挣扎，却并未变成思惟上的危机——那些种种不容轻忽的悲剧都是通往光亮抱负国的需要代价，是暂时的窘迫，更是对抱负和信念的试炼。就像他在散文诗《阿谁城》中所描写的那样，那座“无限苦痛斗争，为幸福而斗争的处所——流着鲜红……鲜红的血”的城，恰是他心里中苏俄的写照。当然“那赤色的火苗还没熄灭”“强烈热闹惨黯的烟苗，扫着将坏未坏的城角”，以至“那为人类缔造那伟大的城的人已经疲惫了，睡着了，绝望了，丢弃了一切而去了，或者丧失了崇奉——就此死了”。但瞿秋白就像阿谁被“暗，红色的新光”引诱的孩子，“勇英勇敢的向前看着；一会儿又走起来了，走得更快。”

瞿秋白生于1899年，算是“90后”的最初一代，与他在苏俄了解的蒋光慈，则生于1901年，是“00后”的第一代。虽然他们之间相差两岁，但察看的视野和心态却迥然差别。蒋光慈出生于一个小东家家庭，与瞿秋白少小时的衰落惨痛的家境差别，他的少年时代固然家境平平，但从不贫乏衣食和关爱。他在家乡有着“神童”之称，一位熟悉他的人称他少小时就表示出傲慢的个性，而他也不避忌那一点。在一篇日志中，他写道：“狂兮！狂兮！我实狂，唯愿五洲拜我为皇上！”

瞿秋白理性的乐不雅主义永久带着冷峻的沉思和几分需要的忧愁，而蒋光慈却无时不刻充满了冲动的狂喜。似乎脚下的那片冰雪笼盖的革命圣地，向他的血管里注入了岩浆一般滚烫的兴奋剂。苏俄广袤的大地不只翻开了他的气度，也让他找到了张狂的本钱。他将本身比做20世纪中国常识界最敬慕的英雄诗人拜伦：

“我啊！我生在东方被压迫之邦，我的心灵充满了耻辱的羞愤！

百年前你哀吊希腊的不振，百年后我今乃悲故乡的沉沦。

我们同为被压迫者的伴侣，我们同为爱公允正谊的人们；

昔时在威严的贵族院中，你挺身保障摧毁机器的工人；

今日在红色的农国里，我高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

拜伦啊！十九世纪的你，二十世纪我……”

表示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版画，《旗号洗澡在日光里》，一共版刻，鲁迅藏。

平心而论，不需要专业的文学判断力，也能从那段文字看出做者完全无法与拜伦比肩，以至比不上他的同志兼兄长的瞿秋白冷峻而深厚的思虑。通篇诗歌几乎是有节拍的标语，装点着自我打动的说教。但他自傲的比力和张狂的高叫，固然浅薄，却像鼓槌一样敲打着读者的心里，足以敲出深入的印痕。

诚然，面临暮气昏沉的老迈中国，要找到它的沉疴弊害，开出得当的药方，需要的是理性、深入的思虑。但唯有振聋发聩的激情呐喊才气鼓励人的精神，唤起强大的动作力。就像战场上的战鼓，它当然无法取代军帐中的运筹帷幄，以至鼓声有可能会打断谋划的思绪，但雄壮高亢的敲击，却能鼓励士气，让兵士跟着节拍前驱赴死。从宣传煽动一点上来看，蒋光慈比瞿秋白更洞悉革命的素质，在《十月革命与苏俄文学》那篇论文中，他将革命称为“一种扫除的动作”：

“在那一种扫除的动作中，有一种无限造的前进的趋向，鼓荡着人类要求解放的热情，诗人可于海潮中听出令人欢畅的音乐，看出革命的心灵。”

因而，“革命是最伟大的罗曼蒂克”。从后来的事态开展来看，是蒋光慈的革命浪漫主义的高喊，而不是瞿秋白的冷峻理性的沉思，才是最末的胜出者。一如他的代表做《莫斯科吟》所大方赞颂的十月革命，那是战斗的呼号：

“我今晨立在晚霞云端，放眼一看：

好了！好了！人类正初穿戴鲜艳的红色衣襟。

十月革命，如大炮一般，霹雷一声，吓倒了野狼恶虎，惊慌了牛鬼蛇神。

十月革命，又如通天火柱一般，后面燃烧着过去的残物，前面照射着未来的新路子。

哎！十月革命，我将我的心灵奉献给你罢，人类因你出生避世而重生。”

表示五卅运动的木刻版画，陈光木刻《蒲月之回头》，鲁迅藏。

战斗的呼号响彻在城市上空，但血管里奔涌的热血很快就遍洒陌头。1925年，蒋光慈在苏俄召唤的无产阶级革命之神末于在中国的大地上行走。

早在两年前，李大钊便阐发帝国主义的压迫已经使中国人“无产阶级化”，策动革命的时机业已成熟。而那些最纯正的无产阶级材料——各大城市中工场的劳工，也很容易培育成革命前驱的新血。中国恶劣的劳动情况让他们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都几乎完美地契合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定义。

社会学家陶孟和在1930年曾针对上海工人生活水平停止了一项查询拜访，发现男工均匀月收入仅有21.89元，女工则只要男工的三分之二，13.99元，还有2.2%的工人是童工，他们的均匀月收入仅有9.31元。而此中以棉纺业的工人收入更低，均匀月收入别离只要15.17元、13.59元和8.58元。但与之相对的是，他们的每日均匀工做时长却高达10.4小时。至于最重要的吃饭问题，“每家全年用鲜猪肉24.55斤，咸肉3.86斤，共28.41斤，算来每天每家平摊才1两2钱有余”。“极大大都家庭全年中底子就不会买鸡鸭之类工具”。那仍是中国经济“黄金十年”期间工人生活得以必然改善下的境况。而在1925年，许多工人收入比之愈加绵薄，每月均匀收入只要4元，全年工做时间则到达291天——除了可供榨取的体力之外，中国的工人阶级其实没有能够失去的工具了。

那年2月，中共在上海指导沪西工会起首将锋芒指向日本人运营的纱厂。歇工运动不只得到了工人的响应，还得到学生以及爱国商人的鼎力撑持，后者正好能够借此时机将日货取而代之。5月30日，中共号召策动一场反帝连合大请愿游行。上海公共租界决定拔枪见血，巡捕对游行人群公开射击。当场打死十一名游行群寡，拘捕一百五十余人。形成“五卅血案”。

“五卅！五卅！他人的血是多么沸！而我却没有帮她出过一颗汗过！什么爱国团，请愿运动，国民大会……和我满是风马牛不相及！他们结队呼喊着走，而我却单独冷沉着静地去盘桓，恰似亡了国，都不相关似的，我还算国民么！”

赵平复在日志中对本身的无所做为惭愧难当。此时，他末于来到了心心念念的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但却发现本身成了一个格格不入的局外人。像章衣萍一样，他并不是正式入学的学生，只是旁听生，又来自异域异乡，他安静寡言的性格，也让他难以融入任何一个组织之中。他只能将满腔义愤积压在心中，曲到7月8日，才在“畅饮了一瓶白兰地以后”，喷吐在纸上，成就了一首题为《战》的短诗：

“陌巷与街衢，遍是高官大面者的蹄迹，肃杀严刻的兵威，利于三冬刺骨的飞雪！实正的男儿呀，醒来罢……古今武具，枚举在面前，天上的恶魔与神兵，也齐来助人类战，战！

火花如流电，血泛如洪泉……将来子孙们的福荫之宅，就筑在明月所清照的湖边。”

《战》在后来成为了赵平复的代表做，但在其时那首诗却无从颁发，读者也仅有他的几个伴侣。像其时许多文学青年一样，他也已经有了本身的笔名“柔石”。

柔石像。

但那个名字，连同他的做品似乎也不遭到世人留意，他亲身设想编校的小说《疯人》，销路欠安，只收到了不满五元钱的报答。比起灵感女神，贫穷愈加大方，像眷顾那些文学青年同志一样来不时眷顾他。“囊中时空”，有时竟窘困到“没有早餐的钱”。

那段窘困的北京生活，被柔石写进了又一部无从颁发的小说《C君之死》中。C君晨间起来，没有铜子买早点，腹中空空地去见他的伴侣P君，却看到对方同样身无分文，连吃的食物都从东家那里赊欠得来。房东也落井下石，向他催逼房租。丰衣足食的C君认定小我不幸的根源，是社会的暗中：

“社会所需要的，是虚假，是谄媚，是欺诈，是凌侮，是掩耳盗铃，是以暴易暴，什么美呀，喜呀，爱情呀，幸福呀，都是戏剧上的白脸和小丑！他们一边用高压的手，压造谁有光亮的愿望，一边又用背后的手，指示你向无聊和暗中停止。”

面临那个将他推向绝地的社会，他“手里只想抓一颗炸弹，痛掷在身前，摧毁了面前的一切。”但他最末“没有那种的力”，无法扑灭那暗中的社会，于是只能扑灭本身。小说中那位以他杀了结的C君，就是柔石本名赵平复（Chao Buifw）的首字母缩写。

既然在小说中已经将本身杀死一次，那么在现实中，柔石就多了一重活下去的理由。而在之后的几篇小说中，柔石会不竭化身为此中的仆人公，一次次地把本身逼到灭亡的绝境。《人世喜剧》中的仆人公“病者”在贫病交加中“身临前线的冲锋”而自我扑灭，青年们要用“泪来洗净他的尸身”。他独一的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的仆人公墨胜瑀在赋闲后，同样痛恨着污浊的社会，最初服毒自尽。

柔石能否实的如斯执迷于自戕？谜底是也不是。青年自戕一种文学主题在20世纪初的中国相当流行。自戕被认为是用小我的灭亡来对抗社会的不公，是一种自我牺牲。当然前提是它必需表示出对社会的强烈控诉。庐隐的行销一时的名做《某人的悲痛》就是因为找不到人生和社会的意义而赴水自戕。郁达夫热销一时的名著《沉沦》，也描写了一位“病的青年”，因为饱受物量的麻烦和精神的苦闷，最末蹈海自沉，在临死前，他高喊道：“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沉沦》中自戕青年的激亢的遗言，透露出了上世纪20年代流行一时的自戕文学的意义。若是仅仅将它解释为一种时代的文学现象，低估了此中的时代意义。被五四新文化运动震醒的一代青年，环视四周，却发现本身身处一幢绝无窗户的铁屋子傍边，大方鼓动感动的朝气为禁锢的情况而感应窒闷，为漫无行境的暗中而感应气愤。他们巴望用双手毁坏那暗中的铁屋，却没有足够的力量和兵器去砸开一个窗户。

当他们奋力呐喊，诡计唤醒更多的人，凝聚更大的力量，却被责备是烦扰了别人的承平清梦。细微的肉身，却无法包容下一颗壮志大志。他只能用自我牺牲来获得更多的留意，那也是他的心里最初的呼号。

因而，柔石那些以他杀和灭亡为题的小说与诗歌，与其说是他杀，毋宁说是自剖。他的肉体需要活着应对那个暗中不公的社会，但他的灵魂却能够在小说中彻底剖开，透露实心。当然柔石是在用小说中虚构的书写来取代现实中的动作，但此中蕴含的精神上的苦闷、焦虑与绝望，却实在不虚。与那些自戕为题的文字比拟，他的《战》却表现出心里斗志昂扬的一面，虽然那一面同样无法在现实中践行，但那同样是他心里的写照。

因绝望而死，因战斗而生，柔石自我剖解暴露的心里，看似团结，实则却是那一代“00后”青年们心里的实在写照。面临剧变的社会和五卅血案之后席卷而来的大革命的怒潮，每个涉身家国时世中的青年人，都难以逃脱在两者之间停止抉择，端看考验的时刻降临时，他心里的天平事实会倒向哪一方。

现实比小说中的情节愈加复杂。绝望未必会引向灭亡，也可能引向出错；同样，带着希望去战斗未必就是踏上活路，那些挺身迎战之人，更有可能成为枪弹射中的靶子，希望的战场成了他的死地。

“四一二”事情现场

1927年4月12日，考验的时刻末于降临。效忠蒋介石的戎行与武拆权力和上海本地帮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中共指导下的工人纠察队缴械，停止清党。手段之残酷令人胆寒发指。一位目睹者描述道：

“枪弹从马路两面向厚结的人群密集射去。男男女女和小孩哭喊连天倒卧泥泞中。人群四散狂逃。机关枪尚继续射击流亡的工人。泥泞的雨水注入马路凹辙，均成血河。待机而动的小队伍从临近的弄堂中冲出，用刺刀向人群中乱刺，挥动步枪枪托和大刀乱打。”

上海被惊呆了。重伤的人倒卧在街道上，无人敢上前搭救，只能无助等死。“八辆以上的卡车满载死尸”分开后，军警用高压水龙头冲刷了各处血痕。最守旧的估量，当天灭亡人数也超越三百名，而更耸人听闻的预算，灭亡人数则到达五千人。

同月，奉系军阀张做霖占据的北京，也对共产党人停止清洗，戎行强行进入苏联大使馆，将藏匿此中的中共党人一网打尽，此中就包罗中共的开创人之一李大钊。草草成立的出格法庭以从苏联大使馆查抄的文件为证据，指控李大钊持久与苏联勾结，承受苏联经费，“蓄意暴乱”，阴谋“侵扰北方”。最末以“勾结外国人或附从阴谋企图紊乱国宪及煽动内乱”的功名，李大钊等人均处以绞刑。

与李大钊同享盛名的另一位中共开创人陈独秀，则牺牲了本身的长子陈延年。那名29岁的青年被处决，竟然引起了昔日辛亥革命元老吴稚晖的鼓掌叫好，亲身给负责处刑的刽子手拍发贺电：“陈延年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如斯之巨憝落网，佩贺之至”。——最令人齿冷的是，陈延年是昔时他曾赞誉有加的学生，陈独秀也是他共事多年的伴侣。而现在，却因为政见不合，却走向团结，不吝痛下辣手。

在陈延年殉难后，吴稚晖仍不忘继续给那位青年和他的父亲陈独秀大加歪曲，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吴稚晖嘲讽陈氏父子的表面“就是穿了一件标致的纺绸长衫，人家也还要说他是小偷”，歪曲陈独秀吃鸦片烟。他更指控陈独秀和陈延年、陈乔年都是收受苏俄资金的“卢布党”：“靠俄国做什么呢？你们不晓得，他们要做卢布党呀！若是他们做卢布党成了功，陈独秀就不是要做中国的俄皇帝了么？不是的，他做得成也不外是俄国的奴才罢了”，是一帮用国外的“马克斯牛克斯主义”暗害三民主义革命的无耻功人。

《醒觉年代》第39集中，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走上刑场的一刻。那一年，他只要29岁。他的弟弟陈乔年，于次年被捕殉难。

吴稚晖的行径，无异于是站在青年的尸骸上跳舞。昔日以革命手段攫取政权的国民党，现在却垄断革命之名，对起而对抗它的新一代青年革命者加以反革命的功名，肆行杀戮，那不克不及不说是个残酷的挖苦。革命，那一送旧迎新的名词，就如许被随便玩弄于拍手之中，成为肃清异己的下做东西。就像鲁迅在写于1927年9月的《小杂感》中所讥讽的那样：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做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做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其实不当做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更令人骇异的是，昔时国民党人在策动革命时，因告发举发而横遭官署捕杀，丧失惨重，现在，他们却将同样的鬼蜮伎俩用在清洗共产党上。清党飞腾时刻，鲁迅正在漩涡的中心之一广州，他亲眼目击了本身熟悉的学生，因为政治派别和见解差别，而被另一派学生带着荷枪实弹的军警开进宿舍，密告抓捕本身的同窗。

“我在广东，就目击了同是青年，而分红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发，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4月15日，鲁迅因中山大学营救被捕学生无效，颁布发表告退。那一天，日本《新潮》杂志记者山上正义来造访鲁迅时，留意到了一个色彩浓厚的细节——就在鲁迅居所靠窗外的电线杆上，贴着良多清党的口号，但在那些新颖出炉的、湿漉漉的口号下边，是“还没有彻底被剥光而残留下的几天前新贴的‘联共容共是总理的遗嘱’，‘打垮新军阀蒋介石’等意义完全相反的口号”。鲁迅对此的评论使山上感应“一种近乎冷峻、阴暗和绝望的工具。我只要默默地听着，而找不到一句慰藉的话”。

9月27日，鲁迅分开广州，搭船前赴上海。曲到三年后，鲁迅提及那段履历时，仍然心有余恨：“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分开广东的”。

那一年的9月4日，鲁迅给一位名叫时有恒的读者的信中，如斯写道：

“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要是青年，并且关于别个的不克不及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爱惜……我尤其怕看的是成功者的满意之笔……斧劈枪刺，天然不说是凌迟，但我们不克不及用一粒枪弹打在他后脑上么？成果是一样的，对方的灭亡。但事实是事实，血的游戏已经开头，而角色又是青年，而且有满意之色。我如今已经看不见那出戏的收场。”

殷夫照片，那也是目前他留存于世的唯一的照片。

在那些被青年密告出卖给官府的青年人中，有一个名叫徐白的青年。他只要17岁，但已经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以“殷夫”的笔名为人所知。

他也是一名参与煽动宣传事业丰年的青年革命者，在革命履历上比他的同龄人，以至比像柔石如许的兄长，都愈加早熟。1927年4月3日，在一封写给伴侣的信中，他如斯论述本身的革命不雅：

“革命的人往往易犯一种弊端，就是在压迫下的时候，是很革命的、很积极的，前进的。而待压迫稍松的时候，就要开倒车了。”

10天后，殷夫因中学里一名“獐头的小人”告发被捕，告发者“鼓着成功的口音”，对抓捕他的人连连密告：

“那，是，是，那人就是，他是党徒，很有名，我们搜过他的箱箧，得到了良多的物证。”

面临考验时刻，有的人选择密告别人以求活，而有的人，则选择带着抱负的希望奔赴必定灭亡的战场。长达三个月的牢狱生活生计，让那位青年诗人有充实的时间做好为革命赴死的筹办。在孤寂中，他期待着死神的到来：

“如果我离去了我残缺的生命，

伴侣，我将闭着我枯燥的眼睛，

我失了一切一切的知觉，说不定唇边望着浅浅的笑痕！

……

你们认为我是可耻吗？

你们说我反革命？

你们用讪笑满意的目光，来向我身上死钉？

——别了，亲爱的同窗！

还有句话，服膺在心，

万万别学了少数的莠民，中国必要实正的实正的革命！”

殷夫诗集《孩儿塔》手稿，签名“白莽”。

那一次，死神只是在他的头顶盘旋了数日，他活了下来。将他保释出狱的，是他的兄长徐培根，一位国民党戎行的年轻豪杰，前途无量。如许一位兄长，竟然有一位因参加共产党而入狱的弟弟，不克不及不说让他担负了庞大的风险。当他从清党的搏斗怒潮中把弟弟从死神的镰刀下夺回来时，他心里十分清晰，弟弟踏上那条路无异于是在自寻绝路。他以大哥的权势巨子劝戒、威吓、威胁，好言相劝愿意将殷夫送到德国去留学，以至将殷夫软禁在家中——他的目标十分简单，就是让他的弟弟能在那个紊乱污浊的世界上安然地活下来。因为他不晓得，若是他的弟弟再有下一次入狱，他能否还能胜利地将他拯救出来。

但在殷夫眼中，哥哥强加的好心等同于是对他的歹意，兄长既然选择站在搏斗革命者的国民党反动派一边，那么家庭的纷争就理应被视做革命阶级斗争的延伸。哥哥所担忧的弟弟入狱以至是灭亡，在他眼中却是踏上了荣耀之路——那是他做为革命者的英雄主义。做为革命的英雄，他肯定要对抗一切在他眼中视为压迫和不合理的威权，哪怕那威权是来自关爱他的亲爱的哥哥。1929年4月12日，或者应该说是他入狱两周年纪念日，他写下了那首出名的《别了，哥哥》：

“别了，我最亲爱的哥哥，

你的来函促成了我的决心，

恨的是不克不及握一握最初的手，

再独登时向前途踏进。

二十年来手足的爱与怜，

二十年来的庇护和抚育，

请在那最初的一滴泪水里，

收回吧，做为噩梦一场。”

那是一场痛苦的辞别，它意味着殷夫本身亲手割断亲情的线，但他却并没有成为无线的风筝，因为他找到了“永久的实理”，那“实理和愤慨使他强硬”，让他甘愿“牺牲去他的生命，更不要那纸糊的高帽”。在那首诗的最末，他写道：

“再见的时机是在，

当我们和你从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

殷夫实的会向他的哥哥开火吗？那事实是一个20岁青年一时的傲慢和率性，仍是实的为了心里的革命信念而狠心割舍了亲情，抑或有更深的原因？

认真阅读殷夫的诗歌就会发现，虽然革命的激情之火在他的胸中燃烧，但并未熔化他心里的最澄澈和无邪的人道。在他给哥哥写下那封貌似冰凉的辞别诗之前数月，他曾写过一篇《我还在异乡》：

“久忘的故家，残白，破户，和月季花；

薄云，帆般的飞，块。

古红的床儿，睡过哥姊，母亲，爸爸。

顶上的花饬已，已歪。

谁家，呀？”

最初的疑问句，尤其有一种诱人的稚趣，他用孩子般澄澈的眸子察看事物，他看到“草丛上露水闪金，旋舞着金的，绿的，红的苍蝇。干草堆儿，母鸡样，慈和地拥我晡过冬阳。”即便是那些用以煽动革命情感的“革命煽动诗”，也不时可见他率实的一面。在描述革命者谋害次日倡议暴乱的会议的一首诗中，他在高亢地喊出“明日呢，那是另一日了，我们将要叫了！我们将要跳了！”之后，写道：

“但今晚睡得早些也很重要。”

很难想象如许一位澄澈、率实的青年诗人，会实的假革命之名斩断心里中与人道相连的温暖亲情，那么他向哥哥的辞别，或许有另一个更合理的解释：他深知本身踏上道路的艰困与危险，更深知处在危险中的不行本身，深知还会连累到本身的家人，包罗对他疼爱有加的兄长。弟弟是个共产党人一定会影响到他的仕途顺遂。因而他必需要斩断与家人的联络。

他的那首《别了，哥哥》，既是对本身笃定实理的对峙，也是为与他选择差别道路的哥哥写下一份需要时能够声明与本身隔绝关系的护身符。一个重要的证据是，他从未诡计说服哥哥改动其所认同的理念，他只是选择分开家庭，并且是带着无限的眷念离家，流落异乡。

1928年8月，殷夫第二次被捕入狱。

“被关进牢监里去了”，麦绥莱勒做《一小我的受难》，鲁迅藏。

监狱，在世界革命史上，都具有特殊的意义，那里被认为是试炼革命者实伪成色的末极试验场。监狱的前提越是残酷，刑讯越是残忍，越能彰显出革命者高尚的风致和坚贞的意志。若是他禁受考验，末得生还，那么他的革命意志将无可置疑，即便他不幸死于狱中，或是死亡刑场，他的灵魂也将升华，成为鼓励后世敬重跟随的英烈楷模。

但那里有个至关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在被推入监狱之前，没人能逆料到本身在里面能否能坚守一名革命者理应拥有的不平意志。他们只能通过想象来说服本身对革命的自信。譬如在本身的做品中想象仆人公身陷监狱的情景。

胡也频曾经写过一首题为《死狱之中》的短诗，想象本身身处“不知春去秋来”的死狱之中，“缄默着如缄默的棺里的骷髅”，那里饱受熬煎的囚徒，唯有“瓦缝的一线阳光，怯怯地来到冷墙角底，探望那瘪瘦的双脚”，他也提到了“禁卒的叱咤，巡官的嘲笑”，但那些都是文学做品里习以为常的气氛塑造。柔石也曾写过一篇简短的小说《夜底怪眼》，虚构了一座有如监狱一般“杀然无声，比荒凉的原始田野还要沉寂”的大城，一男一女两个青年，“如绵羊一般地绑在两条木桩上，暗澹的月光照见他们底脸上已没有一分的赤色”。他们被枪决，遗体被抛入大海，他们的家人昏倒在血泊中，“几乎要舐完那与她们有关系的将固结的污血似的”——那场景不克不及不说既可怖，又悲戚，但那同样只是想象的造物。

殷夫是独一切身坐过监狱的人。反却是他描述监狱场景的小说《监房的一夜》写得最平本色朴，几乎没有利用过多的辞藻雕琢，似乎只是在安静地告诉读者本身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但却比前两者踵事增华的文字更具有一种无可置疑的力量。尤其是在小说的最末，他听到两名他诚心善待的囚犯，在背地里议论他，说“他对我们好，那是玩玩，消遣罢了，何尝实同情我们呢？”那是完全无法仅凭梦想诬捏出的情节，也是无法捏造的心理反响：

“我听了，眼泪不由流下颊来，提起勇气来，向下一钻，耳边除了洪洪的声音，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做为一个奇异的巧合，1929年春天，殷夫第二次被捕出狱之后，撰写了一首题为《梦中的龙华》的短诗，在诗中，他痛斥上海是“吃人”的城市，“马路上扬着尸尸的泥尘，每颗尘屑都曾把人血吸饮”，只要“庄严伟丽的龙华塔，日夜缠绕着我的灵魂”：

“呵，龙华塔，龙华塔，

想你的红砖映着天白，

娆娇的桃枝衬你孤拔，

几卑怯者由你顶上他杀，

白云看着你返顾颤惊，

雷神们敏捷地鼓着狂声，

电的闪刃围绕你的粗颈，

雨般的血要把你淋，淋……”

1931年1月17日，殷夫、柔石、胡也频和别的20名中共党员遭人告发举发，被租界巡捕房拘捕，旋即被解送到淞沪警备司令部，那里，恰是以桃花闻名的龙华塔的所在。

一名叫柴颖堂的狱友，记下了那些文学青年革命者们在监狱中最初时日。柔石是个矮个子，“三十多岁，瘦瘦的面目面貌，黑而带卷的头发遮住耳朵，鼻梁上架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走路很稳重，虽然他刚起头不习惯牢狱生活，常常需要人帮手，才气把棉裤从脚镣里脱下来，但他老是一副无忧无虑，十分安然的神气，对那位狱友说：“到监狱里来体验生活也不错”。

柴颖堂回忆柔石在狱中听他讲述同志的英雄事迹，插图出自柴颖堂口述，卢汉华插图《黑夜里洒下的种子：柔石、欧阳立安等同志殉国前后》，见万正著：《革命故事：不朽的共产主义兵士》。

柔石很少议论本身的工作，但在他从狱中递出的一封信中提到，本身“且跟殷夫兄学德文”，而且期望收信的冯雪峰将那件事转告给“大先生”鲁迅。那是关于殷夫在狱中情况的独一记述。除此之外，没有人记录下那个22岁的青年狱中的形态事实若何。关于殷夫的最初一面，是1月19日公共租界开庭审讯时，柔石的伴侣林淡秋坐在旁听席上远远看到柔石、殷夫等五个青年做家被先后押上法庭，他们“个个蓬头垢面，有的穿西拆，有的穿长袍。殷夫穿的是长袍，柔石是穿西拆的，近视眼镜不知哪里去了。各人的脸上都有浮肿，浮肿得最凶猛的是冯铿”。审讯只是一瞬，“几乎还没听清晰什么，审问就完毕了”。

胡也频自从进入监狱，就不再允许家属碰头，他的老婆丁玲和老友沈从文前去探监时，只在军警押送犯人的一霎时瞥见了胡也频，出人意料地，胡也频扬起手铐的双手向他们请安，但很快就被推手了。丁玲回过甚对沈从文说：

“是他，是他，他很快乐，很雄，仍是一匹豹子。”

与他同监的狱友，只记下了他的一个细节，当一笔钱被送到牢中，各人筹议该若何分配利用时，胡也频提议找一个剃头匠来理一次头发：“殉国时给反动派拍起照来亦可威武一点。”

遗憾的是，那天并没有拍照机。1931年2月7日，晚10点。被捕的24小我突然被叫起来，他们被告知将要坐最初一班火车解送到南京去。或许是预感应了什么，柔石将本身的一件衬衫和狱中所写的文章，拜托给了柴颖堂。然后分开了监牢。

数刻之后，前院突然响起了一片嘈杂声，此起彼伏的歌声和标语响了起来，虽然那声音穿过厚重的墙壁，只剩下沉闷的余响。沙哑的喊声逐步远去，突然之间，一阵杂乱的枪声响起，监狱里的人刹时停行了动做。充塞在心肺间的缄默，曲到最初一声枪响被夜色吸走。

压制而长久的暗中中，只剩下低低的、隐约的抽泣。

鲁迅藏版画，麦绥莱勒做《一小我的受难》，“他站着，等待着兵们的开枪！”

“一些粗四肢举动汉子为把那五个尸身一路抬到郊外荒地，抛在业已在早一天掘就因夜雨积有泥水的大坑里，胡乱加上一点土，略不回忆地扛了绳杠到衙门去领赏，尽其渐渐腐朽去了。”

当沈从文在1929年的冬天写下那段话时，他或许并未想到，那篇题为《菜园》的小说，会成为一个谶语，兆示着他的老友胡也频在两年后的命运。虽然《菜园》的仆人公玉家少爷脾气像极了他熟识的也频，“年青人心地洁白如鸽子毛”，最初也同也频一样被枪杀处决。但小说里的玉家少爷末归是念了北大，而也频却因为贫寒只能侧身教室后面，当一名免费而腼腆的旁听生。

沈从文笔下玉家少爷之死，如他一惯的文字一般简约如未敷色设彩的白描，但1931年2月7日晚上的那场集体处决，其惨酷却远超沈从文的想象。他的老友胡也频和柔石、殷夫以及其他21名同志的遗体，横陈在刑场上，曲到次日下战书。监狱当局才用刺刀抵着几名囚犯用铁锤敲掉尸体身上的铁镣。面前的情景，让那些受惯熬煎、见惯酷刑的囚犯也四肢无力：

“几十个同志都横七竖八赤条条地躺在那里。柔石同志的头与胸部连中十弹，胡也频同志身中三弹，全身血肉模糊，杨国华同志头上的鸭舌帽，脚上的皮鞋，袜子全都不见了。他的身子扑在柔石的胸脯上”。

囚犯们在刺刀的威胁下敲下了遗体上的脚镣，把他们抬上卡车，宪兵用一块简单的油布盖上尸体，就不知把他们运到什么处所掩埋了。

在20世纪中国革命的舞台上，最悲怆的一幕，莫过于革命总要献上他最纯实、最热情，最富于抱负的儿女做为牺牲，以铺就通往抱负的道路。在现实与抱负之间，老是绵亘着一片血海，血海中翻腾的，恰是青年人赤诚的热血，后来者唯有踏着前驱尸骸垒筑的桥梁，才气通往彼岸。对党来说，他们是甘愿牺牲自我，为党牺牲的烈士，他们用壮烈的灭亡怒斥了仇敌的恶行，向世人戳穿了仇敌镇压的残暴，用本身舍身殉难的节操荣耀了党的形象，用本身的大方赴死，鼓励了后来者源源不竭为党供给新颖的血液。

然而，对他们的至亲至爱来说，他们是母亲的儿子，是老婆的丈夫，是儿女的父亲，也是师长亲爱的学生。1933年2月17日，鲁迅在日志中写道：

“下战书雨。柔石于前年是夜遇害，做文认为记念。”

就在此日晚上，他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

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手稿

“气候愈冷了，我不晓得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然而，他得到的只是“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

他记得殷夫，也叫白莽，在1929年的炎天，他翻开门时，看到他“穿戴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相互都不由失笑”。曲到此时，他才晓得面前那个二十几岁的青年，是一个革命者。他从殷夫留下的一本《彼得斐诗集》中，找到了一首他亲笔写下的四行译文：

“生命诚贵重，

恋爱价更高；

若为自在故，

二者皆可抛！”

他没有想到，那个青年竟用本身的生命去践行了那首诗的真理。

他也记得本身“有时谈到人会如何的骗人，如何的卖友，如何的吮血”，柔石的“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如许的么？——不至于此罢？……”

他记得柔石在岁尾曾回故土，住了好些时，到上海后很受伴侣的指摘。“他悲忿的对我说，他的母亲双眼已经失了然，要他多住几天，他怎么可以就走呢？”——那些指摘他的伴侣中，能否就有后来出卖他的阿谁人呢？但也不晓得，鲁迅“只得选了一幅珂勒惠收（KaHtheKollwitz）夫人的木刻，名曰《牺牲》，是一个母亲悲痛地献出她的儿子去的，算是只要我一小我心里晓得的柔石的记念。”

鲁迅选的珂勒惠收的木刻版画《牺牲》，为了记念柔石。

记忆之所以是记忆，就是因为它只是曾经存在过的走马观花，再多的记忆，也无法重塑那一天的阿谁人，它只是一个活生生的影像，跟着时间的流逝垂垂模糊，就像褪色的照片，老化的纸张，末归会落入遗忘的深渊。但总有些生命，是不克不及平白凋谢的，在它燃尽生命的力量去释放光辉的那一刻，或许就已必定了它势必不朽，哪怕只是成为一幅画像，一个符号，一个传说，一个名字。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我目击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克不及呼吸，我只能用如许的翰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土壤中挖一个小孔，本身延口残喘，那是如何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晓得，即便不是我，未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夜正长，路也正长，就让我们擎着火把，穿过长夜，去寻找明天曙光吧

黄新波版刻，鲁迅藏

撰文｜李夏恩

编纂｜王青 李阳 李永博

校对｜赵琳、薛京宁